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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寬容” 是如何煉成的?

最近參加的一次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研討會,主講教授是 MIT 著名的海洋生物學家、最小的海洋微型浮游生物——原綠球藻( Prochlorococcus )的發現人,佩妮 · 奇斯霍姆(Penny Chisholm)教授。讓我感慨的是,她介紹說,從一個基金會(創辦人父親出生于漁民家庭)獲得了一筆資助時間長達 5 年、4 倍于其實驗室常規經費的資金,來開展浮游生物的系統研究,只提交了一份 5 頁紙的方案書,每年沒有任何任務,只是年終給基金會的理事們做一次報告,講講研究進展。

在感嘆如此寬松的資助環境與雄厚的研究基礎結合,怎么能不出成績的同時,我也在思考,這種寬松的學術環境是如何修煉成功的。為什么中國盡管近年來科研經費大增,但不是 “腕兒” 往往拿不到多少錢,而成了 “腕兒”,煩惱也很多: 科研經費多吧,每一個都有詳盡的近期、中期和長期目標,申請書是厚厚的一摞,每過一段時間一次考評,總要有不少文書要干。


收獲寬容

而在 MIT,類似奇斯霍姆教授這樣 “收獲” 寬容的案例,其實不在少數。

如果說奇斯霍姆是在純粹的基礎科研領域,那么生物納米技術領域的羅伯特 · 蘭格(Robert Langer),則是在熱點的應用領域 “整事兒”。在聆聽其講座的時候,你會覺得他更像一個西部牛仔而不是大學教授。他把腳踩在椅子上,講起話來口無遮攔。但這不妨礙他擁有近 800 項專利,發表了 1100 多篇論文,包括多篇 Nature 和 Science。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 · 蘭格,手持 MicroCHIPS 公司(蘭格名下眾多公司中的一家)研發的一款給藥裝置。蘭格擁有專利(包括正在申請中的)近 800 項,大多集中在制藥、化學、生物技術和醫療設備行業。他的研究使癌癥治療、組織再生和藥物釋放機制的發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被《福布斯》等媒體評為全球生物技術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Rick Friedman/CREN)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 · 蘭格,手持 MicroCHIPS 公司(蘭格名下眾多公司中的一家)研發的一款給藥裝置。蘭格擁有專利(包括正在申請中的)近 800 項,大多集中在制藥、化學、生物技術和醫療設備行業。他的研究使癌癥治療、組織再生和藥物釋放機制的發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被《福布斯》等媒體評為全球生物技術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Rick Friedman/CREN)


蘭格的研究風格可以用任意而為來形容,經常會在一項科研工作中異想天開,想到完善另一個主意,甚至停下手里的既定工作,而 “跟著感覺走” 突擊研究的結果,則往往會讓他短期內收獲有趣的科研成果。

這樣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做法,雖然可能延誤既定的科研進程,卻沒有人追究,甚至還得到了鼓勵。

在 MIT 知名的尖端信息技術開發機構、誕生了多位互聯網英雄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里,研究人員也可以用任意而為來形容。Media Lab 的一大特點,便是研發尖端的信息技術,引領社會需求。這里的很多研究人員并沒有博士頭銜,而是產業界的資深人士。但與產業界不同的是,Media Lab 的研發不需要考慮市場需求。這方面的研究包括: 通過數字技術來發現,人在陌生環境中的不安感,是受到了怎樣的視覺刺激形成的; 或者在錢包里植入芯片,來警示消費者,這個月花錢又超支了。

不需要看市場臉色的結果,就是媒體實驗室里研發的技術引導和創造了明天的市場。從早期的互聯網到網絡檢索,從人機互動到社交媒體,這方面的例子不一而足。
MIT 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的一大特點是研發尖端的信息技術,引領社會需求。在他們眼中,“媒體” 可以是車,也可以是人。上面展示的是 MIT 媒體實驗室的一些信息技術成果:[上]左邊是高清晰、多視角裸眼 3D 顯示屏;右邊是新型樂高機器人,小孩子可以輸入自己編寫的程序,控制機器人活動,自己制作玩具;[下]從左到右依次為,可折疊、可堆放的電動汽車;數碼兒童玩具空間,正方體機器人可以把周圍變成數碼環境;有面部表情、能跟人交流的機器人;大型觸控桌面。(bbc.co.uk)

MIT 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的一大特點是研發尖端的信息技術,引領社會需求。在他們眼中,“媒體” 可以是車,也可以是人。上面展示的是 MIT 媒體實驗室的一些信息技術成果:[上]左邊是高清晰、多視角裸眼 3D 顯示屏;右邊是新型樂高機器人,小孩子可以輸入自己編寫的程序,控制機器人活動,自己制作玩具;[下]從左到右依次為,可折疊、可堆放的電動汽車;數碼兒童玩具空間,正方體機器人可以把周圍變成數碼環境;有面部表情、能跟人交流的機器人;大型觸控桌面。(bbc.co.uk)


寬容術探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 MIT 以及類似的美國尖端科研機構,這樣 “縱容” 奇思異想的科研,給科研人員創造一個寬容的氛圍呢?

社會因素

在考察科學問題本身之前,必須先承認,整個社會的誠信狀況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種誠信狀況下,不論是科研基金管理人還是校方,都不需要設計繁瑣的表格、嚴格的科研經費支出條例,制定定期考核程序,來防止科研人員在科研資金上做手腳。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就叫 “交易成本極低”。(需要說明的是,MIT 報銷時,什么錢能花、什么不能花,還是規定得很仔細的,但并不會根據科研進程來規定具體的花銷項目,基本上是確定了一個基準后,由科學家自行調整。)

科研性因素

而考慮科研性因素時,我們不得不承認,上述的被 “放任” 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科研大腕兒。如奇斯霍姆教授所說,資助她研究的基金會發現,沒有什么機構做過系統的浮游生物的研究,他們并不了解最終會得到什么科研成果,所以索性給錢讓她 “胡來”。

MIT 媒體實驗室通透、開放的辦公空間。在這里,各研究小組的工作區域相互連通,且至少有一面是開放的,各組成員在研究些什么,其他人隨時都可以知道。(Architecture Rrecord)

MIT 媒體實驗室通透、開放的辦公空間。在這里,各研究小組的工作區域相互連通,且至少有一面是開放的,各組成員在研究些什么,其他人隨時都可以知道。(Architecture Rrecord)

那么,對于不是大腕兒的科研人員,科學寬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認為,如下因素可能在釀成科學寬容方面發揮著催化作用。

首先是長期形成的職業規范。說美國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會之一,是從政府管制程度低的角度出發的。我發現,從小學生開始,美國社會就會對倫理規范形成近似苛刻的要求。老師可以不在乎學生的學習成績,但要發現學生們有一點紀律問題,那是一定會高度重視。自然,在大學、在實驗室,這種規范教育也很常見,并且與中小學教育一起,自然地成為了社會規范的一部分。在每個人都自覺遵守這種科研職業規范的情況下,美國學生可以上課時坐姿隨便、吃飯喝茶,但不用擔心他們會真正的 “亂來”。

而在科研中對興趣的鼓勵,則毫無疑問與學術寬容是相仿相生的。既然是興趣,那往往是個性化的。你感興趣的不見得我感興趣,但如果我是基金評委,那我就要充分肯定你的興趣,只要它符合學術規范和基金申請流程。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去年 9 月份參與的 Ig Nobel(國內并不完全準確地翻譯為 “搞笑諾貝爾”)頒獎活動,去年獲獎的研究包括:雄甲蟲錯把啤酒瓶當成雌蟲盯上的機制(生物獎),人們為什么會嘆息(心理學獎),尿急的時候人們會對某些事情做出更加正確的決策、而對另外一些事情做出錯誤的決策(醫學獎),哪一個不是興趣主導的研究呢? 想想如果沒有學術寬容,這些難登大雅之堂、鮮有應用價值的科研,恐怕早就得不到科研經費的支持了!

【相關專欄文章: 搞笑之后的思考——2011 年搞笑諾獎頒獎觀感

除了規范和興趣外,科學寬容的促成因素還包括廣泛的和習慣性的跨學科研究。在學術上,跨學科研究是相對冒險的事情,因為你申請課題的時候要面對圈子以外的評委,這一點中外概莫例外。但當跨學科研究成為普遍的行為,面對圈子外的評委也就成了慣例。那個時候,如果評委們仍然把自己對某項工作的熟悉程度,作為資助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會耽誤大量的優秀科研。在那個時候,學術寬容就成了必須要保證的東西。

當然了,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作為老牌發達國家,美國從社會領域到學術界,普遍享有一種比較從容的心態,做事情沒有那么急,也就更愿意給人一些容忍,學術界也不例外。


學術不寬容是如何形成的

相比較而言,大家都會承認,中國仍然缺少一種能讓科研人員放手探索的寬容環境。

2008 年的時候,科技部修改了科技進步法,即便科研項目沒有達到預定目標,也可以結題。當時這一法案被冠以 “寬容失敗” [注] ,引發了人們在包括 Science 和 Nature 在內的專業媒體上的討論。2011 年 11 月,在科技部介紹十二五科技計劃時,這個事情又被重新提起。

之所以 “寬容失敗” 這個詞被反復提起,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感覺到,中國科學界太缺乏 “學術寬容” 的氛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讓我們形成了這種學術不寬容的環境呢?

這方面當然有發展階段問題。用發展階段論來理解學術寬容,最經常說到的就是:因為錢少,所以就要把好鋼用到刀刃上。當然不能允許這好鋼被浪費掉了。但僅僅用發展階段來解釋并不夠。

近年來,我們的科研經費在不斷增長,“咱不差錢” 的科研工作者也多了起來。但嚴格的科研考評、量化可比的發表記錄、具體到甚至是一只鉛筆開支的科研預算管理辦法,讓人們對學術寬容的呼吁變得無比蒼白,讓 “寬容失敗” 的政策動議形同擺設。

同時,科研經費向大項目、大專家集中的現象也在同步發生。究其原因,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大項目能看到成果,大專家能 “完成任務”。資助一個沒有進入領導視野的科研人員可能承擔風險,而大專家即便做不出來,科技官員可以向領導交差, “因為是大專家么,做不出來又不怨我”。同樣的道理,找一個科學家感興趣的領域來資助,總不如找一個別人已經搞過、咱只要團結起來就能超過的領域資助更加安全。

而反過來看這個問題,則是對廣大并非大專家的青年科學家們不夠寬容。既然是青年科學家,既然沒有大量的論文發表作為 “擔保”,那資助的時候當然就要小心了,直到這樣的青年科學家慢慢地媳婦熬成婆。

于是,在所有人都要交差,所有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感的情況下,科學寬容也就無從談起了。



[注]2008 年 7 月 1 日,修訂后的科技進步法正式實施。法案規定, “國家鼓勵科學技術人員自由探索、勇于承擔風險。原始記錄能夠證明承擔探索性強、風險高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項目的科學技術人員已經履行了勤勉盡責義務仍不能完成該項目的,給予寬容”。其中 “原始記錄” 是指項目執行過程中形成的大量的科研工作記錄、實驗數據情況等; 其中 “給予寬容” 既包括不影響項目的結題驗收,也包括不影響對項目承擔人員的評價、申報新的課題等。(科技日報)


作者簡介:

賈鶴鵬,著名科學評論者,中科院《科學新聞》雜志前任總編輯,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Knight 科學新聞研究員、(中國)科學媒介中心創辦人及執行主任。賈鶴鵬致力于科學傳播與普及的總結和探索,多次獲得國際性的科學傳播大獎,包括 2011 年全球評選的 “科學新聞桂冠人物”(Science Journalism Laureates),是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亞洲人。


文章題圖:www.pasco-group.com
內文圖片:CERN;BBC;Architecture Rrecord
The End

發布于2012-03-31, 本文版權屬于果殼網(guokr.com),禁止轉載。如有需要,請聯系果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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